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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影重重：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57个谍海谜团》 作者：边远
酷每一个间谍都是王子
所谓王子的高贵、孤独、寂寞以及身为储君在皇帝驾崩时面临的杀身之祸等特征，间谍都承受着，故称其为王子，再恰当不过。
谍报天才武尔夫
武尔夫，这位谍报史上的天才人物，无疑进行了极其精彩的表演。作为一名双重间谍，他一面为二战时的同盟国搜集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从而为正义战胜邪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另一方面，他又以虚假情报成功地欺骗了纳粹德国，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仍将他视为忠诚于纳粹的间谍。他的精彩表演已受到当代人的交口赞誉。
1940年9月19日夜间，武尔夫·施密特登上一架德国军用飞机，朝英国飞去。他想着，几个星期之后，也许伦敦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地了。当代号为3725号的施密特跳出他的飞机向剑桥郡和哈福德郡交界地区伞降时，他还在洋洋得意，完全不知道他正在堕向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之中。
正在施密特打开伞向下降落时，他突然发现飘移的方向在变化，他正在越来越快地靠近一个飞机场尽头的高射炮群。他意外地发现，炮兵好像毫无觉察，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心中忽然一亮，是不是这个飞机场已被纳粹的其他先遣部队占领了？着陆时，他的降落伞碰上了一棵树，他的足踝在黑暗中被扭伤了。埋藏了降落伞后，他一瘸一拐地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教堂里清脆悦耳的钟声给了他一种平安无事的感觉。
七、八月里，英国几乎每夜都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在空袭的掩护下，有不少纳粹间谍分子被空投到英国乡村中去。当施密特着陆时，德国最高司令部某些指挥官曾乐观地认为，对英国的入侵战略行动，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可实施。
施密特放好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然后在村外的一棵树窝里寻找了栖身之地。黎明时分，他试图寻找失落的手枪，结果没有找到。
在村子里，他买了一块新手表，吃了一份早餐，然后，他决定去火车站。
疼痛的脚使得他行走不便，在走过一个村口时，看见了一台抽水机，于是他决定去洗洗脚，以减轻痛苦。就在他洗脚的同时，一个国民巡逻兵走了过来。“请拿出你的证件，先生”，他的外国口音，加上伪造的英国身份证，使这位巡逻兵觉得有些诧异，于是，他被带往剑桥警察局。
施密特不知道，在他空降前夕，他已被出卖。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早已通知他降落地点的陆军和警察当局。一名陆军军官和一名下士已经在附近的一个谷仓那儿听到黑暗中飞机飞近的声音。声音消失后，下士发现了一把降落伞消失在树丛中。军官和下士立即开始了跟踪。正当他们不紧不慢地观察时，国民军巡逻兵已捷足先登。要把这个德国人弄到军情五处，看来他们不得不立即插手，一旦一个间谍在公开场合被抓捕，就不再可能成为双重间谍，因为德国无论如何也能得到他被抓捕的消息。
军情五处的军官们很快见到了相貌堂堂的施密特，他们用德语对话，一开始，施密特还以为这是化装的德国间谍来迎接他呢。当他意识到他已被俘时，他感到极为震惊。经过短暂的查问，他被塞进了一辆黑色货车，驶往军情五处020营地。
武尔夫·施密特对自己的突然被捕感到十分吃惊，更为惊奇的是，他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按照训练时德国军官们的理论和出发前训练官员告知他的，他将看到英国居民狼奔狗突、乱作一团，如同在法国、丹麦和荷兰所发生的情境一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从他偶然听懂的警卫人员的对话中，他也获得了同样的看法。
汽车绕过白厅，缓慢地驶过议会大厦和威斯特敏斯特。施密特看到如此熟悉的道路，如此熟悉的议会大厦，他的念头在翻来覆去的变化着，就像上下抖动的车轮。
德国“莉娜队”间谍小组中代号为3719号的戈斯塔·卡罗里被英国军情五处审讯后，详尽地报告了施密特的情况，因此，在英国反间谍机构中，才第一次有了一个完整地进入英国的外国人的档案材料。
军情五处把武尔夫·施密特看作是一个理想的试验对象，他们试图先在精神上摧毁他的防线。
审讯立即开始。他面前是两名陆军军官和哈罗德·迪尔登博士。迪尔登博士毕生对侦探事业感兴趣，是一个侦探小说迷。他身着便服、衣衫褴褛，香烟灰沾得满身都是，一头蓬乱不堪的白发，看上去令人生畏。
审问是一种彬彬有礼的交谈，很少提什么问题，仅仅提出种种暗示，如军情五处已掌握了他的什么情况等。
当一名审问官刚提到他的飞行员加顿费尔德的名字时，施密特立刻惊叫道。他难以相信，难道连他的飞行员他们也知道？
施密特并不像卡罗里，不断地审问、威胁和利诱，不可能立即生效。但是军情五处的时间不多了。他们估计，施密特的上司也许期望他3天之内要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向他汇报，否则，德军就会认为他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电讯联系的任何延误，都可能引起德军的怀疑。于是，审问暂停。
审问官们开始商议对策，看施密特会发生怎么样的心理反应。
他能与英国合作吗？如果可以，可靠程度如何？
迪尔登博士感到，施密特并非像卡罗里那样容易被吓倒。他认为，在某些方面，施密特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恰恰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比卡罗里更有价值。施密特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性格倔强、意志坚强。
迪尔登博士认为，有一点使军情五处大大占了施密特的上风，他已感到震惊。一旦他明白军情五处已掌握了他的全部情况，他就会从内心里垮下来。在施密特身上，有一点必须利用，那就是他有幽默感，这正是他可能转变的因素。
英国反谍报机关成立的管理叛变的德国特务的组织BIA最优秀的领导之一罗伯逊上校立即大加称赞：我的天，你说得对极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施密特使我想起了谁呢？现在，你一提起幽默感；我就知道那是谁了。他太像哈利·塔特，那位音乐厅的喜剧演员。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把他转变过来，我提议他的代号就叫塔特。如何？
“好主意”，立即有人应道。
施密特可能已猜测到他的朋友卡罗里已经出卖了他，但也可能他还在纳闷，是不是英国已破译了德国的“伊尼格默”密码系统。渐渐地，他终于感到，如果不合作，等待他的将会是绞刑架。他很快便招认了他到英国来的任务：获取各个造船中心的军舰修造所的情报。
不久，德国的3725号间谍就成为英国谍报机关控制下的双重间谍，并以“塔特”为代号。
既然已落入猎手之口，施密特同意合作，他被要求立即发一份无线电报给汉堡——沃尔多夫。
就这样，塔特在军情五处的控制下发出了第一份电报。为了证明塔特是否完全站到了英国的一边，军情五处要求塔特在电报中加上了一项要求：亟须经费和一个收发报机电子管，希望这些东西能由另一个间谍带来。幸运的是，德军已作出了决定，准备派遣新人，以增加他们在英国的间谍人员数目。
新派来的间谍是塔特的老同事，一个29岁的党卫队冲锋队大队长。拍回英国的复电说，卡尔·里希特将携带经费和一个电子管伞降英国，并要求塔特到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接头。1941年5月13日夜里，卡尔被空投在哈福德郡的一片树林附近。结果，他一着陆，就被捕了。最后，在监狱里被绞死。到这时，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才确信，塔特不会耍什么花招了。同时塔特还会向德国人发一些有关英国方面的情报，否则，他就不可能一直保持德国间谍的身份。
当塔特亲眼看到遭到德国飞机轰炸后的英国，仍然是个自由、幸福的国家，他就可以建议什么样的情报最有价值，既达到欺骗的目的，又使得德国人完全上当。塔特按照德国派给他的任务，定期地发送着有关英国战斗机和军舰制造计划方面的情报。内容包括：夸大机场被轰炸后损失的程度，诱开德国空军轰炸的目标，提供假的军舰制造计划，低报新的飞机和装备产量。塔特成为了英国反间谍政策下最优秀的双重谍报人员。
华盛顿的左膀右臂
华盛顿创下的北美情报组织进步很快，表现也堪称出色，但间谍历史比光荣革命还要久远的英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亲英派的破坏分子甚至一度还混进了华盛顿的卫队，成为最接近和保护他的人。幸而，华盛顿还有二位优秀的反间谍助手，他们是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及他的助手科劳斯比。
1776年夏天，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一条性命。
杰伊管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来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纽约调查委员会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内部，收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使用的化名如此之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时甚至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这是十分危险的。托利党人很可能因此怀疑并识破他的身份，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有可能将他误作为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很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当然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科劳斯比也有倒霉的时候。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和接纳，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分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不知圈套傻傻地走进来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对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科劳斯比满怀希望，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运气简直糟糕透了，尤其是他的战友们正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支开了守卫，让他们去喝白兰地，并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知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名头最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治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欧洲变得越来越糟糕。
1777年，莫名其妙地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流传出一封信札，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花费“血钱”将那些把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自然，这封信札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整版波士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轶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文章宣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孩童的。消息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党人乘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货。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了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降低。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和后者的偏袒而只得作罢。
克格勃的冷面杀手
只要轻轻扣动扳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的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声息全无。自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彼特鲁拉在巴黎街头被谋杀、康诺瓦莱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时炸弹炸死，克格勃便开始使用这种气雾杀人武器……人们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时看到一个年轻陌生人在晃来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该往何处去。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的、显出焦虑不安神色的、几乎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鸟的眼睛。
他叫做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乌克兰人，受雇于前苏联注：为方便读者理解，本书“苏联”、“前苏联”两词轮换使用多次，第三人称表述的文字使用“前苏联”一词，其余情况使用“苏联”一词。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认为乌克兰与前苏联完全是两码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乌克兰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前苏联情报部门的指示，用“莱曼”作化名，带着一个前苏联占领区的通行证，来到慕尼黑，向前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报告那些乌克兰人的情况。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监视对象是一位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他是《乌克兰独立报》的编辑，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前苏联领导人汇报工作情况。前苏联上司脸上带着戏剧性的表情对他说：“是时候了，从莫斯科来的人已到这儿了。”这位领导人的语调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使得这位乌克兰人毛骨悚然。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监视里贝特的目的就是谋杀他。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不安感去会见将向他出示杀人武器的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人员。
同这个克格勃人员的会见是在前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的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这个克格勃人员在这儿给他看了“用来打发里贝特的东西”——为进行不留痕迹的暗杀所使用的武器。这件武器表面上看来是绝然无害的。它是一根金属管，有人的手指头般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针管里装有毒药。这看起来像水似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某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人员向斯塔申斯基张口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
这个克格勃人员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件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
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克格勃人员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里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0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
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件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意乱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
一名德国间谍的良知
1943年8月，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杜勒斯在使馆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德国客人，他请来客入座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
“很简单。如果我是奸细，我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杜勒斯大致地翻了翻这186份文件，有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件件绝密！他努力按捺住内心的震撼与激动，望着来人。来人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弗里茨·科勒，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摘要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痛恨纳粹，所以愿意定期给你们提供这些绝密文件。”杜勒斯凭着直觉判断，此人价值重大。于是他与科勒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
杜勒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文件机密确实详尽。后来科勒又向杜勒斯提供了两次重要情报，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间谍混进了英国在土耳其的使馆。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开始怀疑科勒的动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家一起为科勒的情报做鉴定，最后都断定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做准备。但杜勒斯凭着直觉相信，科勒是真诚的。他几次致电多诺万，出面担保科勒。多诺万也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罗斯福面前极力担保。
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下令让杜勒斯尽快和科勒联系。杜勒斯从苏黎世向科勒发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吗？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买一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勒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带来了大量的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的评估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科勒的代号）带来了200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千面间谍波波夫
带着阿勃韦尔的“厚望”，双面间谍波波夫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一下班机，一个面色红润的男人就迎了上来。
“波波夫先生吗？我是乔克·堆斯福尔，是MI6处的，史巴雷迪斯已经通知总部说你要来。见到你真高兴。”说着，拿起他的行李招呼他上了车。很快，车便停在下榻的萨瓦饭店。正当波波夫填写住客登记表时，一个精神抖擞、宛如好莱坞电影明星的英国军官走了上来：“嗨，你好，波波夫！我叫罗伯逊，是MI6处BAI科的科长，负责编造对付敌人假情报的鉴别工作。我的工作名称叫做‘塔尔’，希望能对你的情报搜集任务有所帮助。”
于是，在塔尔的陪同下，波波夫终于踏进了他真正的服务机构——MI6处的大门。这是一套由情报机关租用的舒适的公寓式建筑。在这里，大约有十二三个官员对他轮番进行了4天严厉的审问，就差对他拷打了。在一切都表明真实可信后，他又被带到一间摆设考究的办公室里，被引荐给一位50来岁、身材瘦弱的权威人士。经介绍，他才知道眼前这位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MI6处负责人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
“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能够适应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所有的情报员都要向我仔细汇报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表扬你的汇报呢。希望你能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未及思索，波波夫很快就和罗伯逊一起来到了少将家。主人热情好客，特别是孟席斯太太，更是举止得体、温敦善良。她一见波波夫，就立即把他介绍给一个名叫嘉黛·沙利文的美丽迷人的姑娘。
此人是奥地利一个纳粹头子的女儿，但却从未服从过父亲的信仰，于是便出逃到英国来。在稍事休息后，波波夫便在MI6处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举例说，他拍了一个伪造飞机场的照片，记录了一些飞机和军舰的数目与型号，描绘了重要地区的地形图……并利用卡斯索夫给的莱卡照相机，拍了许多海军方面的“情报”。后来德国人对此赞赏不已，认为这种情报实在非常宝贵。
就在此时，那位嘉黛姑娘也来到波波夫的身边，成为波波夫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她风貌诱人，花枝招展。她带着波波夫一个接着一个地参加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值得拉拉关系的名流，并且帮助他配制密写剂，编写密码信，起草给转信人的明文信。
在嘉黛的帮助下，波波夫用密写的方式为卡斯索夫提供了大量的伪情报，并谎称由于情报太多、体积太大、分量太重，不宜邮寄，必须回里斯本当面转交。实际上，这是为尽快地回到德国情报机关，刺探他们的内部组织而设置的一条妙计。
遵照事先制定的联络办法，波波夫很快便和上司接上了头。
卡斯索夫在一所别墅里对他进行了一番细致且持久的审讯。他对情报的每个细枝末节都要追根寻底，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盘问，以便发现新的动向。当他听到嘉黛·沙利文和波波夫推荐的另一个情报员狄克·梅特卡夫时，就像一只机警的猎犬嗅到了猎物的踪迹一样，连续不断地提了许多问题。最后，他十分谨慎地说：“想办法深入地摸一摸他们的思想状况。在谍报工作中，一定要做到绝对的了解和控制。一个出色的间谍，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安全与色情混为一谈。”真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最后，他又向波波夫泄漏了一个绝密的情报，这后来成为其主要收获之一：“很快，我们就不需要你再去操心外交邮袋和其他传递材料的途径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小玩意儿来传递情报。柏林方面正在发明一种方法，把一整页的材料缩小到只有句号那么大小的一个微型胶片上。只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我们把它称为‘显微点’。”
不久，嘉黛和狄克就被发展为双重间谍。与阿勃韦尔经营的其他双重间谍不同，他们是英国军事情报处和波波夫自己挑选的，而不是“逆用的”。他们分别取了一个代号，叫做“胶水”和“气球”。鉴于嘉黛的父亲是个纳粹党党员，所以塑造成出于爱国的动机才为德国充当间谍。她专门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去搜集政治情报和机密，以及有关新的军事司令员和其他新的任命等情报。
狄克打扮成出于贪财的动机，向德国谍报部门频频输送准确的情报。鉴于波波夫手下已经有了两名新成员，便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英国情报当局认为应该给他取一个新的代号，叫做“三驾马车”。随着两名情报员征募成功，他在阿勃韦尔的圈子里也愈加光彩夺目了。这使得他的工作就比以往顺利多了。
为了获取德国方面的信任，“三驾马车”制定了一个名叫“迈斯德计划”的洗钱方案。以往阿勃韦尔对于“逆用”间谍的情报费总是用外汇支付。按照英国的法律，凡是进入英国的外国人，其所带外汇都得换成英镑。换钱时，每张英镑上的顺序号都要记下来。一旦情报小组中的一人被捕，那么从他腰包里的钞票号码上就可以将其他的人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被“发现”的危险，“三驾马车”找到了一个有钱的戏院老板，后者同意由他出面兑现英镑，然后用他账上别的钱来支付给“三驾马车”，此计划顿时赢得阿勃韦尔的赞赏。
接着，为了阻止毒气战，波波夫通过“气球”送去了一个报告，说明英国已对毒气战做好了一切准备，从而使德军完全打消了发动毒气战的念头。同时，“三驾马车”还喂给敌人许多政治情报，这些情报对战争没有直接影响，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威望。大部分通过“胶水”送过去的政治情报在反对最高统帅部的心理战中起了作用，“马基雅维里计划”就是其中的一例。英国海军想让德国人对东海岸的水雷区产生一个错觉，“三驾马车”的任务是把虚构的布雷图送给德国人。为此，“三驾马车”设计了一场戏：有一个叫做伊文·蒙太古的英国海军参谋总部人员，因为是犹太人，因此对德国人要打赢那场战争怕得要死。他听了许多关于集中营的可怕的故事，如把人放进烤箱里烤死等等。因此，他希望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某种人生保险。“三驾马车”乘机和此人结成了好友，并请求他把那些绝密的海防图设法送给德国人。于是，有关英国海军的水雷布置图就这样到了“三驾马车”的手里，而德国情报部门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把它作为绝密情报呈送给元首，使希特勒打消了从东海岸进攻英国的想法。
谍海枭雄勒鲁瓦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倔强。他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勒鲁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他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才能为法国当局提供确切的资料，我才具有价值。”为了搞到情报，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四处搜寻，往往都能得手。
这一回，勒鲁瓦想直接对前苏联外交邮件开刀了。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前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密的。前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地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
每天，两名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前苏联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前苏联信使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前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使这两个护送信件的彪形大汉失去抵抗能力，从而得到他们携带的文件呢？把他们杀死或者打昏显然是简便的办法。但对勒鲁瓦来说，这种办法是禁止采用的，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必须绝对谨慎行事，绝对不能使用暴力，以免造成任何事件，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不要留下丝毫的破坏痕迹。总之，他们要做的就是要有耍把戏那样的本领，表演魔术那样的技艺。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当前苏联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他们对自己的昏然入睡可能会感到吃惊，甚至疑团满腹。但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未能自始至终保持警惕而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受到处分，因而可能不敢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奇怪遭遇。再说，他们带回的信件完整无损，又何必去……在这种情况下，勒鲁瓦他们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照既定程序完成窃密任务，就从车窗上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勒鲁瓦从来不放弃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因此，沿着铁路线拣取前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着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风险很大。
东方快车带着隆隆巨响驶进了预定采取行动的隧道。勒鲁瓦钻透隔板，然后接过助手递过来的注射器，开始喷射麻醉剂。他们等了一小会儿，为的是让药性发挥作用并挥发掉。当然，他手下“管子工”的头儿、精力充沛的阿迈尔也参加了这次“远征”。
下一步打开前苏联信使包房的门，就要看他的了！奇怪！一种难以忍受的麻木感向他们袭来。勒鲁瓦使劲抖动似乎就要僵化的四肢。莫拉里也神色异常，他看着勒鲁瓦，吃力地说：“怎么搞的？我觉得头重脚轻！”阿迈尔也难以支撑，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合上双眼。
勒鲁瓦跳了起来，大吼一声：“毒气！”
阿迈尔凭着一股超人的劲头，终于打开了车窗。但是，火车还没有驶出隧道，一股巨大的气流冲进他们的房间，浓烟呛得他们直咳嗽。勒鲁瓦攒足力气打开了房间的门。他们三人瘫倒在地，头晕脑涨，根本不可能采取预定的行动了。
当勒鲁瓦清醒过来以后，开始怀疑是不是中了前苏联人的圈套。
原来，岔子出在那节车厢上，前苏联信使和勒鲁瓦他们之间的隔板不是一层，而是双层。各个包房之间的隔板颇为特殊，结构呈“U”字形，两层隔板之间是空的。因此，他们的钻孔机只钻透了他们这边的隔板，没有触及另一层，无形中保护了前苏联信使的房间。
那一管麻醉剂，勒鲁瓦并未能把它喷射到隔壁房间，而只是喷进了中间的夹心层。麻醉剂挥发得极其迅速，很快就充满了夹心层，然后由钻透的小孔向他们这边冒出来。他们终于明白，这节车厢与他们用做反复模拟行动训练的那些车厢样式不同。可惜，现在才发现，已经太晚了。
那次险情过后，实验室曾建议为勒鲁瓦制造一架钻杆更长的钻孔机，可以钻透两层隔板，再配上一个合适的注射器。但是，他没有心思再进行这种不祥的尝试。
“我不能为一时的失败所羁绊，而必须另有作为，从别的方面去下手。”勒鲁瓦说。但从哪一方面下手呢？前苏联人厉害得很，料事如神。不过，在他们的安排中，总会有空子可钻。勒鲁瓦发现，前苏联人的信件并非全部由身强力壮的信使带回，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局寄出的，由巴黎—莫斯科的夜班火车运走。
勒鲁瓦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车厢门口是信件分拣室，在旅途中完成分拣工作。紧挨着分拣室的是邮车主任的小小办公室，他就在那里准备报告。前苏联人的邮包和邮件，堆放在过道尽头的小隔间里。小隔间的门在火车开动后即被铅封关闭，沿途不再打开，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将邮包和邮件卸下车。问题在于：如何悄悄地进入这节严禁一切非邮政人员入内的邮车，并穿越长长的过道接近邮件室？如何取掉铅封进入那个窄小的隔间，启开封得牢牢的前苏联信件，把内容拍入缩微胶卷，再把信件封好，盖上同样的印章？问题还在于：要按此步骤处理数百份信件，邮包和邮件，然后从屋里溜出来，小心不要撞上邮政人员，再把同样的铅封打在封门的钢丝上。最后，还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邮车。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诚然，搞到邮政机关使用的钢丝是容易的，制造一把能够钳断一切封门铅条的特殊老虎钳也不难。但是，火车的颠簸就是一个问题，勒鲁瓦手下的特工人员无法像在工作间的桌子上干活那样顺手。邮包室在车厢的末端，恰好位于火车的转向架上面，因此，当特工人员在启封信件而又不能留下痕迹的关键时刻，将会遇到摇晃、颠簸的麻烦。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勒鲁瓦明白摇晃是无法避免的，应该设法为实地操作的特工人员提供一块稳定的地方。
勒鲁瓦为每个人配备一个小托盘，用带子固定在他们的特制服装上，就像个随身携带的小小工作台一样。勒鲁瓦负责全局，他派阿迈尔负责列车上的具体行动。邮件室有一扇从里面关闭的窗子，于是，勒鲁瓦对阿迈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打开窗子，把信件扔出来。如果火车开得不太快，你们俩随后跳出来！”
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观察了邮车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了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有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他们对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作了最精确的计算。勒鲁瓦安排了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阿迈尔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俩人直奔目标——邮车室。阿迈尔像往常一样，动作迅速，情绪高涨。俩人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间。
俩人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为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阿迈尔把钳子放进衣袋。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全部铅封，看看是否妥当。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准备走开，没想到却与邮车主任撞了个满怀。他们未曾听见这位主任走回来的声音。
邮车主任惊讶地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他难道发现他们俩人关门作假了吗？阿迈尔亲热地挽住他的胳膊，竭力蒙骗他：“我们来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巡查任务。有人报告车上失盗，我们正在采取防备措施。”
“你们瞎说些什么呀？”邮车主任一边说一边挣脱阿迈尔，“据我所知，从未发生过什么盗窃事件。只要看看铅封就……”被一阵突然的不安所驱使，他猛地推开两个特工人员，俯身察看小隔间门上的铅封，然后胜利地直起身来说：“来，你们亲自看看，铅封完好无损嘛！”
“是，是，我们看到了！”阿迈尔答应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一分钟以前，阿迈尔伪造了门上的印章和铅封。两位特工人员真是侥幸！只要邮车主任早来几秒钟，就会发现他们俩人正在重新闩门呢！但即使现在，主任也表现出明显的怀疑，对于这一次未预先通知他的巡查感到惊讶，因为无论如何，主任在邮车上就像船长在船上一样，是除了上帝以外主宰一切的人物。
阿迈尔平心静气地让邮车主任懂得，把他们来过这里的事声张出去对他没有一点儿好处：“我们是奉命而来，对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否则，等你回到巴黎，我们的头头会找你算账的！”
听见阿迈尔的汇报，勒鲁瓦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们要好好关照一下那位邮差头头。
巴黎东站派出所所长科隆巴尼与勒鲁瓦的关系很好，好久以来他就想调到奥利机场去，为此曾找过勒鲁瓦为他走后门。若勒鲁瓦向他提个要求，他是不会拒绝的。但是，勒鲁瓦认为不好对他说明自己的意图，因此，他决定去找所长的上司、航空警察和边防警察的局长、勒鲁瓦的老朋友布库瓦朗。
他对老朋友说：“是这样的，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东站派出所，得把它让给我一段时间。”
老朋友迅速而知趣地回答说：“悉听尊命，我并不想知道为什么！”
局长亲自打电话给科隆巴尼：“方便一下，把你的派出所让给老朋友菲维尔用用！”
当莫斯科开来的列车进入东站的时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马已经腾出了他们的办公室，代替他们充当车站警察的是第七处的人。列车一停稳，阿迈尔就登上邮车车厢，直接去见邮车主任。
主任一看见阿迈尔。不由得倒退了两步：“还要我干什么呀？”
“去车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见见你，好消除一切误会。”
邮车主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得先办完回来的全部手续呀！”
阿迈尔说：“那就办吧，我陪你。”
阿迈尔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个“宝贝”，最后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他们演了一场戏，给这位邮差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阿迈尔带着主任一进门，就有人对阿迈尔大声说：“你好，检查员，今儿你又带什么来了？”
“没什么。头头要见见这个人！”阿迈尔说。
他敲了一下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毕恭毕敬地等待勒鲁瓦响亮的问话：“什么事？”然后，阿迈尔伸进头来报告：“所长先生，邮车负责人来了！”
勒鲁瓦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长的扶手椅上接待来客。
邮车主任心里面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勒鲁瓦对主任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要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说到这里，勒鲁瓦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知己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是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呀？”
这时，勒鲁瓦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邮差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勒鲁瓦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果然，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
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勒鲁瓦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神情盯着勒鲁瓦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里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每一次，勒鲁瓦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他不能对他说明真相。
以色列英雄科恩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它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雄心勃勃的胆略令人敬畏。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出了名，能够十分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
1962年1月1日，他带着一些私人介绍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买的是头等舱，住在甲板上的一间客房里。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贾交上了朋友。9天以后，他靠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沙伊特·阿尔德的帮助，由阿尔德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人介绍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一切安排妥帖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科恩通过观察他的近邻——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开始了他的工作。为了能探测出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大楼的人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从早上8点总参谋部开始一天的活动起，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住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
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渐渐地，他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到任何地方都由阿尔赫申介绍给大家。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这样科恩理所当然地受到普遍的爱戴，人们几乎一见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没几天，在他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士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他能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
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当他以“88”为信号通报他已在大马士革落脚后，按道理讲，他应该连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断和特拉维夫的一切无线电联系，以使他得以藏身。“不要仓促行动”的警告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但不管怎样，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1962年3月8日晚7时，他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在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
以色列在内阁周会上对这一严重事件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电台的这个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又开始细心地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
他立刻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的活动：几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现在都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跟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问题，科恩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话题。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一次，周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灯光只从那5间通常亮着的窗子里照射出来，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他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
他无人可问，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这种消息的可靠来源。他思考着在大马士革出现的军事动向，可能预示着即将发生突然的武装政变；但同时也还有一种可能：首都的这些军事骚乱是由于以色列边境上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
接下来的一天，他很惊讶地看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又都亮了。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很忙，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他的判断确实没有错。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边境前沿阵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六日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大多数军人视为是不可征服的堡垒。这时，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正是他创建了那别人无法创建的功勋，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
傍晚，多诺万坐在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二眼望着远处沉思着。他很器重和欣赏的一位副手，也是好朋友，安彻斯特少校走到他身边。
“我看到今天那篇报道了。”多诺万点点头，没有说话。
“战略情报局的命运会怎样？”
“我想，没办法了，结束了。”多诺万叹了口气，很无奈也很痛苦地回答。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努力为这个问题争取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漏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列席会议、预算局和陆、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表示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至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去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竭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试着挽回这一局面，并为之四处奔走，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多诺万长期的杰出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才能已经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由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中央情报组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战略情报局相提并论，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无权雇佣和训练自己的人员，夹在几大有权势的部门中间，干些综合各家观点的活儿——但是这项差事却并不轻松，因为各方的观点往往是矛盾的，而且有些情报军方机构根本拒绝提供。中央情报组首任组长西德尼·索尔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各借了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他的属下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任何材料基础。
在霍伊特·范登堡担任组长期间，中央情报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出身名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支撑，做事极有胆色与魄力。他为中央情报组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和编制，并且利用国务院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在他的带领下，情报组开始独立秘密搜集情报，研究分析。情报组交上的第一份独立的专题情报评估是有关前苏联的实力和动向，深得杜鲁门的好评，也为情报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第三任组长罗斯科·希伦柯特就不如其前任有气魄，在很多事情上争不过其他几个大情报机构。但他工作勤恳，坚持为情报组招进来一大批有才华的新人，为这个机构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随着冷战态势的加剧，从1946年开始，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开始作大调整，建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诞生，希伦柯特任首任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CIA“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职能迅速撕下了伪装，直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推进的急先锋。
除了经济上的空前成就和军事上的辉煌胜利，第一次将触角伸及全世界的美国政府的战略安排很清楚：光依靠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确保其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他们急切地需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前苏联阵营展开一场攻势，取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优势以保证其霸权的持续。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建立起来的CIA，虽然说表面上的职责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面的情报，但实际上，它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快就超越了这些。
著名的“八千字电文”的撰写者、冷战的设计者之一、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凯南曾明确地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句话是对CIA地位的一次重要定性，等于直接告诉人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在“自由世界”也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大的赢家，可是站在保守固执的欧洲文化堡垒面前，新大陆仍然被看作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国人再有钱，也还是一群嚼着口香糖、开着雪佛莱车、满口美式俚语的暴发户和市侩。
因此，中央情报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确了其文化宣传的目的：一是反共，“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二是塑造美国的新形象，也就是“系统地、科学地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开展“长期的思想运动”来输出美国的生活价值与世界观。
中央情报局的基本框架和设置基本与多诺万当年的构想吻合。多诺万的行事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中情局的好几辈人。他没有在中情局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人们公认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每逢中情局的重大活动，会场里都会挂上他的画像。他的照片一直挂在中情局的大厅，照片上的他永远注视着他的门徒们。
间谍夫妇罗森堡
朱利厄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和他的妻子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是美籍犹太人。1941年至1944年，前苏联一直是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主力。由于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再加上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残酷迫害，美国国内的许多进步青年特别是犹太人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是苏联在美国招募间谍的黄金时代。1942年春，在纽约一家无线电工厂担任信号检察员的罗森堡被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看重并发展为间谍。由于工作关系，罗森堡能够接触到许多有关电子工业发展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都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了莫斯科。
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苏联在美国的贸易机构严密监视，塞米诺夫不得不奉命回国。临走前，他把自己经管的间谍都移交给了接替他的费克利索夫，费克利索夫是在1941年初被派到苏联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工作的，在名单中，他注意到了罗森堡这个名字。在停止了几个月的秘密活动后，费克利索夫认为美国反间谍部门对苏联外交人员的监视已经松弛下来，于是决定同罗森堡恢复联系。1943年下半年的一个星期天，费克利索夫在确信自己没有被人跟踪后，来到纽约曼哈顿商业区罗森堡的寓所。他按了门铃并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暗示自己是塞米诺夫的朋友，心领神会的罗森堡立刻把他让到屋里并商定了几个星期后双方在曼哈顿一家饭店碰头。
最初罗森堡向费克利索夫提供情报的说法是先将情报偷出来给他，他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马上进行手抄，抄完后再还给罗森堡由他放回原处。这种方式需要双方经常见面并且见面时间也过长，很容易暴露。1944年6月，费克利索夫交给罗森堡一个莱卡照相机，并教会他如何拍摄文件，使得罗森堡与他见面的次数和时间大大减少，同时也降低了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堡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国防工业的一些重大技术发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美国的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是导弹的“千里眼”，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命中目标的精确度。美国军方对无线电引信的生产是高度保密的，防范十分严密。但是，罗森堡还是利用工作之便，通过废弃的引信零件成功地组装出一个完好的引信，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它偷运出工厂了。
这一天，轮到罗森堡押车把工厂的废品运往垃圾场了。他事先把大约9公斤重的无线电引信和零件装在一个纸箱里，然后把它扔到垃圾车上，和其他的废品混在一起。在前往垃圾场的路上，罗森堡假意要买东西，让司机在一家杂货商场前停下，他进去买了一箱杂货后，叫司机再把它送到自己家门口。在家门口，他把装杂货的纸箱和装引信的纸箱都卸下来，送上自己的公寓楼，在房间里藏好后，才从容地跟司机一同前往垃圾场。12月24日，费克利索夫和罗森堡在一家饭店里碰头并相互交换“圣诞礼品盒”。会面后，费克利索夫马上乘坐出租车把“礼品盒”送回总领事馆，随后又通过外交邮袋送回莫斯科。苏联军工部门得到罗森堡提供的无线电引信后，立即进行研究并仿造，使苏联的导弹命中率大大提高。据说60年代，安装了这种引信的苏式萨姆二型导弹先后击落了6架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此外，使用了这种引信的苏制导弹在越南战争中还击落了多达150架的美国战斗机和轰炸机，使美国军方震惊不已。
事后，克格勃的领导批评罗森堡这样做太冒风险，他却毫不在意地说：“同那些在敌人坦克面前冲锋陷阵的苏联红军战士相比，我所冒的风险不到百分之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罗森堡除了直接向苏联提供情报外，他还秘密发展了自己在大学期间几名思想进步的同学充当苏联间谍，他们通过罗森堡向苏联提供了一些情报。1944年，罗森堡发展了他的内弟戴维·格林格拉斯为苏联间谍，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5年后正是这位卑微的内弟出卖了自己。格林格拉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基地工作，偷窃美国的原子弹技术是当时苏联间谍的最主要任务，但格林格拉斯只是试验基地的一个极低层的工作人员，根本接触不到核心机密，被发展后，他只偷了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交给罗森堡。
1946年夏天，克格勃总部通知费克利索夫，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苏联在二战期间在美国建立起来的间谍网，克格勃在纽约的一切秘密活动都要立即停止。这是因为随着战争结束，美国情报机构得以从国外战场上抽出身来，目光对准了国内。负责侦听和破译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的通讯联络密码，这个计划很快被莫斯科知道了，所以急令在美国的间谍停止活动。一个闷热的夜晚，费克利索夫和罗森堡在纽约的一家饭店见面，这是他们50多次见面的最后一次。费克利索夫告诉罗森堡今后同克格勃恢复联系的暗号和地点，并交给他1000美元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员都使用统一的“一次性密码本”，这种密码本的每一页只能用一次，用后立即销毁。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苏联驻波兰大使馆机要员的疏忽，烧毁密码本时没有烧尽，美国花重金从波兰人手中购得残缺的密码本，从而获得了破译苏联通讯密码的线索。从1947年开始，“韦诺纳”计划的专家们陆续破译出苏联密码，从而发现了苏联在美国的原子弹间谍网。
1949年，根据破译的密码，联邦调查局在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基地展开调查，很快地，格林格拉斯落网，他供出了他的姐姐和姐夫，罗森堡夫妇被捕。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反共气氛十分嚣张，原子间谍案成了右翼势力迫害进步人士的借口。1948年总统大选中，国会参众两院同声指责行政部门疏忽大意，未能查出“赤色分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指责杜鲁门政府“悉心照顾共产党”。这种气氛注定了罗森堡夫妇的悲剧性角色。
审判一开始，天平就向一边倾斜。主审法官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利归咎于罗森堡夫妇，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罗森堡夫妇“实质上……背叛了全体美国人民……他们的行为实质上出卖了自由世界人民此刻正在为之战斗，为之流血牺牲的自由事业”。一桩间谍案被提到如此高度，实属罕见。
在这种歇斯底里似的喧嚣中，罗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从而在美国引起一场风波。争议的焦点是联邦调查局给罗森堡夫妇定罪的证据。联邦调查局的证据有二：一是戴维·格林格拉斯的供词，他指认自己的姐姐、姐夫是他充当间谍的引路人；二是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苏联密码，当时尚属最高机密，无法在法庭上用来作为指证罗森堡夫妇的证据。
联邦调查局言之凿凿，可罗森堡夫妇却死不认罪，这时美国乃至世界舆论明显分成两派，本案因而成为美国司法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案件之一。
联邦调查局在量刑的同时指出，如果罗森堡夫妇愿意招供，可以为他们减刑。但从作出死刑判决的1951年4月5日到执行死刑的1953年6月19日期间，罗森堡夫妇始终拒绝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在审讯中一言不发。
罗森堡夫妇慷慨赴死，使联邦调查局这帮“法官”大失所望，也大为震惊。罗森堡间谍案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轰动。法国谴责美国“野蛮地迫害忠良”，罗马教皇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希望总统能免罗森堡夫妇一死。
6月19日，罗森堡夫妇在臭名昭著的纽约星星监狱被处以死刑，罪名是偷窃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情报。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因间谍罪而被处死的平民夫妇。因此，当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此案称之为“世纪罪案”。
疯子卡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他们共同担负起摧毁反动的法西斯势力的艰巨任务，并且，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都因工作需要，被派往最危险的法西斯势力统治区。卡莫就是其中之一。
卡莫是意大利人，二战以前，曾到前苏联学习过，在前苏联，他深受无产阶级信念的熏陶，渐渐地，他开始向往共产主义，最后，经过重重考验，他终于在前苏联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战争刚刚爆发时，他就被留在前苏联工作。后来，战争不断扩大，德国侵略军占领了匈牙利的心脏布达佩斯，为了更方便地开展反战工作，卡莫被组织上派往布达佩斯，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叫托加尔夫的共产党员。
到达布达佩斯车站后，正遇上德军到车站检查。因为托加尔夫的皮箱内装有联络的发报机，所以他十分紧张。还没有出车站，托加尔夫就把皮箱扔了，慌张地跑起来，一群德军马上追了上来。最后，托加尔夫被逼进了一条死胡同，他被抓住了。幸好当时卡莫上厕所去，才未被抓获。
在布达佩斯的监狱里，德军极其野蛮地用残酷的刑罚拷问托加尔夫，托加尔夫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将卡莫和另外几个在布达佩斯战斗的地下党员都供了出来。两天以后，在布达佩斯郊外的一所教堂里，正在联络的卡莫和另外几个地下党员也全都被捕了。他们都被关在布达佩斯的监狱里。
凶残的德国警察总长维尔涅尔为了要卡莫交出与其他同志联系的密码，几乎天天都使用了酷刑。卡莫为了保存力量，就在一次电刑以后假装被电疯了。于是，他又被送到“布赫”精神病医院，关在第五号病房内。
维尔涅尔十分狡猾。他为了试探卡莫是不是真的疯了，就把卡莫交给了著名的精神病学权威奥托·席勒教授，并让席勒教授替卡莫做心理测试，最后教授说卡莫的确患有精神分裂症。维尔涅尔仍然不相信席勒教授的话，他又将卡莫和席勒教授都带到布达佩斯，准备亲自对卡莫用刑。因为他知道，疯子是没有疼痛感的。但席勒教授出于人道，反对使用那些残酷的刑具。由于教授的坚决主张，维尔涅尔决定，再让席勒教授做一次检测。
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维尔涅尔坐在办公桌后面，席勒教授身穿白色大褂在为卡莫做最后一次检测。此时的卡莫，目光惊恐，带着疯狂的表情在房内跑来跑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真让人捉摸不透。席勒教授就用针突然刺卡莫的手指，十指连心痛，但卡莫的手动都不动，脸上也仍是木木的。这样，席勒教授仍然坚持卡莫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结论。
维尔涅尔什么都不说，他叫人把他们带进隔壁的房间里，那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这时，维尔涅尔让人点着了屋内的一个火红的大煤炉，把一根粗铁棍的一头塞在炉子里，然后又叫人把卡莫捆绑在屋角一个十字架上。
席勒教授看到这一切后，勃然大怒，他对着维尔涅尔大声说道：“你们想干什么?”
维尔涅尔眯起眼睛奸笑着说：“没什么，我只是想最后做一次试验，看看这位先生到底有没有疯?”
教授道：“你们怎么能这样野蛮……我抗议你们这样做。”
维尔涅尔一挥手，一个警士就拿出了被烧得通红通红的铁棍，对着卡莫的大腿放了上去。顿时，发出了哧哧的声音，一股皮肉被烤焦的臭味直刺人的鼻子。而卡莫呢?却仍然面不改色，目光呆滞，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的脸上似乎还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他昏过去了，瞳孔也开始放大了。
席勒教授知道，瞳孔放大就说明卡莫并不是疯子，但他却被卡莫如此坚强的毅力所感动，也被法西斯的暴行所激怒，就闭着眼睛，对维尔涅尔说道：“他这样子，还不是个疯子吗?他真的是疯子！”
卡莫超人的坚毅终于折服了这个不问政治的医学权威。
后来，卡莫就被引渡了，在半途中他又越狱逃跑了。
双重间谍查普曼
1942年12月10日凌晨2点，一架德国轰炸机飞过英国南部的赫特福德郡，机翼上结的霜在微弱的灯光下泛出淡淡的光芒。纳粹间谍弗雷茨带着AFU电台从这架飞机上跳伞降落到了英国的埃利附近。他此行的任务是执行堪称战争中最为大胆的计划之一：炸掉伦敦北部哈德菲德的哈维雷德飞机厂。
在以后的几天中，弗雷茨向在巴黎的阿勃韦尔的上级汇报说，自己已经在晚上去哈德菲德飞机厂附近好几次了，而且，已经找好了下手的地点，让上级尽快将所需的炸药送来。
1943年1月27日，弗雷茨电告巴黎阿勃韦尔的头目斯蒂夫·冯·戈郎诺上尉，“我准备于今晚6点行动。”
就在天黑前，冯·戈郎诺又收到了另外一份来自弗雷茨的汇报：“任务已经完成，飞机厂已经爆炸。”
冯·戈郎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老手，他对此感到怀疑，一个人怎么能够给保护那么严密的飞机制造厂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呢？于是，他又安排了两架侦察飞机去确认弗雷茨的战报。当航空照片拿回来后，冯·戈郎诺高兴坏了，照片上显示的破坏程度比弗雷茨报告的还要大。于是，冯·戈郎诺上报德国授予弗雷茨德国勇敢勋章，但是，弗雷茨看上去来不了巴黎接受此项荣誉，因为英国情报机构盯上了他日常通讯的电台。2月16日，他发电说：“我将关掉电台，现在工作台危险了。”
冯·戈郎诺所不知道的是，英国的反谍报组织阿绰早就截获并破译了德国间谍的无线电信号，在德国间谍来英国之前，他们就盯上了这些人。弗雷茨在哈维雷德还没有卷起他的降落伞，就被守候在这里的英国特工抓住了。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当场绞死，要么成为一个双重间谍，受英国××委员会的领导。××委员会的作用就是接收双重间谍，使其为自己所用。弗雷茨发给巴黎冯·戈郎诺的消息就是由××委员会专门为他设计的。
弗雷茨的真名叫艾迪·查普曼，以前是英格兰一个技术高超的窃贼，后来加入了臭名昭著的“寒流保护会”，但在1939年被该会抛弃了。
1940年的早些时候，苏格兰场的侦探开始调查查普曼的各种罪行，他听到风声后慌忙跑到靠近法国一侧的海岛上。在那儿，他因为另外一次犯罪又被投进了监狱，后来，德国占领该岛，他被释放了出来。据查普曼自己说，为了感谢德国人，他自愿成为一个德国间谍，他的请求被德国的阿勃韦尔准许了。
经过间谍学校的训练（该学校在法国南特斯附近的一个城堡中），查普曼（化名弗雷茨）分配到了破坏哈维雷德飞机厂的任务。
在查普曼被擒后，英国方面知道德国将会验证查普曼所说的哈维雷德飞机厂爆炸的成果，于是，他们确实在飞机厂附近安排了一次大的爆炸，这次爆炸声在几英里外都能听到，从而让那些潜伏的德国间谍确信爆炸已经发生。同时，加思普·马斯凯尼少校带领他的小组制造了爆炸的假象，为德国人的航拍做准备。马斯凯尼少校的平民身份是一个成功的魔术师。整个发电房的屋顶蒙上了一块救生用的大帆布，上面涂上了颜料，使得它看上去就像爆炸发生的现场。
同时，在魔术师的店里，他们又用纸迅速地糊上了许多看上去像是被炸毁的发电机的碎片。这些碎片，连同假的砖块、水泥块，以及破家具都被散放在各处。英国皇家空军也进行了航拍，以验证做假的效果。
为了增加真实性，英国的报纸以大标题报道了发生在哈维雷德飞机厂的破坏行动，在××委员会的劝导下，媒体都斥责工厂安全官员的失职。英国的报纸基本上每天都会传到中立的葡萄牙，很快，这些报纸就能传到巴黎和柏林的德国人那里。
艾迪·查普曼向英国××委员会保证说，他一直忠于英国，他之所以执行哈维雷德行动是为了能够回到英国，他本人热切地希望成为一名为英国工作的双重间谍，他可以向英国汇报德国军队在法国的情况。于是，英国方面安排了查普曼（英国方面的代号是“大人物”）“逃离”英国的行动。1943年1月，他化装成乘务员，登上了从里斯本出发的“兰卡斯特号”游轮。
10天后，查普曼来到了阿勃韦尔在巴黎的总部，在那儿，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当晚，在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他向德国军官讲述了自己如何机智地与英国情报机构周旋的故事。后来，德国方面给了他因破坏哈维雷德飞机厂而许诺的赏金15000英镑（合75000美金）。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查普曼又接受了阿勃韦尔的一个新任务，这表明，他上一次被英国情报机构俘虏是一次意外。夜空中，查普曼降落在英格兰的剑桥附近。他随身带了两个电台、照相机以及6000英镑的现金，此外还有一份他跟阿勃韦尔签订的合同，合同额高达100000英镑（合500000美金），他的任务是报告德国炸弹爆炸的精确地点。
英国的接收委员会又一次在降落地点等待弗雷茨的到来，再一次给了他两种选择。跟上一次一样，他还是选择了作为英国工作的双重间谍，同意将篡改过的情报送到阿勃韦尔。但是，由于一时疏忽，他在人员嘈杂的酒吧里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负责他工作的安全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终结了查普曼以后的工作，他被隔离了起来。
直到欧洲战场胜利几个月后，艾迪·查普曼才露了面。有人向伦敦方面汇报说，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上流社会，有一个穿着考究、有两颗金牙的人非常活跃。这个人有一艘游艇，有劳斯莱斯汽车，还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这人就是艾迪·查普曼。”××委员会的战时领导人麻斯特曼说。
百变间谍利贝尔
百变间谍利贝尔上校是一位举世无双的间谍大师，他从来不用任何化名和假身份，就可以纵横敌人的阵营，他甚至在苏联和德国殊死作战的时候成为希特勒的司机。
1943年秋天，希姆莱的副手、海外政治情报处主要负责人、党卫军准将瓦尔特·舒伦堡向军事谍报局要一名年轻、有从事间谍活动才干、受过教育而又禀性谦逊的军官，归他个人支配。利贝尔被选中了，因为所有的要求他都符合。上级向他宣布这件事时，利贝尔故意显得很平静，给人一种印象，几乎觉得他不愿意离开目前这个地方。
司令官告诉他，这对于他的前程来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舒伦堡准将现在是第三帝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不仅是希姆莱的副手，而且德国的整个情报网都在他手里。
有一天，舒伦堡给利贝尔打了一个电话，要他当晚到负责国外活动的特别作战部报到。原来早在1944年初夏，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就伙同情报部门制定了一个“旋风”计划，目的是在苏联纵深后方进行秘密破坏活动。首次打击将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实施。在那个据点已集合好一支由30人组成的战斗小组，他们现在正在等待空投下来的德军指挥官施瓦茨堡上尉。
当天夜里，利贝尔就来到负责国外活动的特别作战部，该部由马尔策和克莱茨领导。马尔策要他到柏林的前一站——措森火车站迎接一个人。克莱茨告诉他，他要迎接的那个人不久将被派到俄国后方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求他好好接待。利贝尔开着辆小货车直奔措森车站。突然，车站遭到盟车飞机的轰炸，利贝尔赶紧奔向4号车厢，见到一个身穿国防军上尉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黑皮包。
他断定此人可能就是他要接的施瓦茨堡上尉。利贝尔悄声对他说：“旋风！”那个人一听站起身来，跟着利贝尔下了火车，直奔小送货车。离开轰炸区后，利贝尔把车停下来，想看看坐在车后面的上尉怎么样了。可当他打开小货车后门时，发现上尉已经被弹片打死了。
利贝尔立即打电话给马尔策，告诉他措森站现遭到轰炸，施瓦茨堡不在那里。这消息引起一片惊慌。因为施瓦茨堡的皮包里有“旋风南方”行动计划。而他们那里没有人认识施瓦茨堡，手头又没有他的照片，这给寻找上尉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混乱。
利贝尔必然在几个小时内干完，因为要跟帝国保安队的特务们竞赛，他们也正设法弄清楚从德累斯顿来的施瓦茨堡上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利贝尔是这样度过的：空袭警报声在柏林上空尖叫着，利贝尔停下车。在距离两排房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不大的报亭，四周全是树。这个报亭是利贝尔的信息中继站，卡尔是他谍报网的成员之一。
利贝尔向报贩卡尔买了一份报。卡尔从利贝尔那里接过一张折了两折的马克。
利贝尔悄声说：“这个，今天要发出去。”
然后利贝尔几乎是跑着回到自己的小送货车，沿着荒凉、灰暗的马路开走了。在市郊一幢不大的房子旁边停下车。房子的主人是27岁的米歇尔，他和卡尔是利贝尔从事情报工作为数不多的得力助手。
利贝尔和米歇尔即刻开始研究黑皮包里的“旋风南方”计划。这个计划是准备让一个德军破坏小组作为战俘，混在德军战俘队伍中。施瓦茨堡是这个小组的指挥官，但他应身穿苏军中尉服装，佯装押送战俘的苏军军官。皮包里还装有伪造的公务证，公务证上名字是维利斯·杜蒂斯，此外还有其他证件及地图，地图上几乎用看不清的记号记下破坏小组的行军路线和准备在沿途破坏的铁路、桥梁的标记。他们经过磋商，最后决定由米歇尔冒充施瓦茨堡上尉空投到苏联境内。他的任务是空投后与苏联境内安全部门配合，破坏“旋风南方”行动计划，把这个行动小组一网打尽。
事情商量妥后，他们把施瓦茨堡的尸体扔到轰炸现场，然后利贝尔匆匆赶回去向克莱茨和马尔策汇报。利贝尔向他们叙述了措森车站所发生的事情后说，他相信，在混乱中，施瓦茨堡上尉未等接他的人到达就到柏林来了，因此建议在市里各餐馆旅店寻找。于是利贝尔和克莱茨开车在柏林马路上足足转了一个小时，最后在“大熊”歌舞餐馆门口停下。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上尉”。当他们找到“施瓦茨堡”上尉时非常高兴，“上尉”向他们诉说措森车站遭到轰炸时的惨状，他说，他好不容易搭上一辆卡车，凑巧这车是属于“大熊”餐馆的，因此来到这里。克莱茨告诉他，因行动计划有改变，非常遗憾，他必须立即离开餐馆，并要他和利贝尔去领装备。克莱茨则打电话给马尔策，约定两小时后在机场见面。
此时柏林的报贩卡尔正在给莫斯科发报，报告他们截获的“旋风南方”行动计划内容，并告诉总部行动将在明天开始。同时，在喀尔巴阡山麓，在苏联大后方，德国军事谍报局破坏小组的米科拉·斯克利亚尼也接通了自己的无线电台，站在他身旁的克里格尔中尉口授说：“我们准备迎接指挥军官。一切准备就绪。”
在机场上，马尔策上校和克莱茨与“施瓦茨堡”见面，并送这位“旋风南方”小组指挥官进入机舱，飞机很快在东方消失。
在返回的路上克莱茨说起，现在在喀尔巴阡山暂时领导“旋风南方”行动小组的克里格尔中尉本人认识施瓦茨堡。听了这句话，利贝尔为之一怔，谁能想到这一情况?现在一切都成问题了。克里格尔一看来人，就会明白是个圈套，因为米歇尔不是施瓦茨堡！米歇尔处境危险。利贝尔的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补救办法。
这时，在俄罗斯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德国的破坏分子收到柏林发来的无线电信号，通知他们上尉乘的飞机行将抵达。
克里格尔中尉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正在农村的一间房子里等候施瓦茨堡的到达。但是，约定的时间过去了，新指挥官还没有出现。
无线电报务员斯克利亚尼钻进通向这个小村庄的一条小路旁的丛林里。他睡不着，因为小组指挥官不出现的时间太久了。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小路。突然在丛林之间，沿着小路走来一个身穿苏军制服的人，背上背着一只挎包。那个戴着苏军中尉肩章的军官看见了斯克利亚尼，就停下来。他笑着问道：“小伙子，你是否知道，看林人谢苗·马卡罗维奇住在哪里?”这是暗号！米科拉·斯克利亚尼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回答说：“谢苗·马卡罗维奇去里沃夫了，3天以后才能回来。你好，施瓦茨堡先生，我叫伊万，克里格尔中尉正在等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
“中尉说他认识你，你们曾一起打过仗。”
米歇尔站住了，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化名为“伊万”的斯克利亚尼。
“好。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会使中尉感到意外的，”米歇尔微笑着说。
他们来到村庄，一走进屋里就看见克里格尔中尉。克里格尔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克里格尔熟练地跳到墙边，从桌上操起一支自动步枪，嚷了起来：“这个人不是施瓦茨堡！伊万，你把什么人带来了?”
“安静点，中尉，‘旋风’去东方了！”
要是没有听到这一暗号，克里格尔很可能就开火了。
米歇尔笑了笑。
“我当然不是施瓦茨堡上尉。但这是总部的决定。柏林猜疑：俄国人是否把小组成员抓走了，安插了自己的人。要是你把我看做施瓦茨堡，就像你的报务员把我看错那样，那就是一个证明……”
克里格尔轻轻地放下自动步枪。米歇尔要求现在把指挥权转交给他。然而，克里格尔不愿意放弃指挥官的角色。
他问道：“你的名字和军衔?”
“谍报局上尉弗里德里希·博勒，而按照证件，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尉维利斯·杜蒂斯。”米歇尔从口袋里掏出证件，递给克里格尔，后者仔细地察看这些证件。照片上倒是自称博勒的这个人。他冲着斯克利亚尼说：“伊万，你立即去问问总部。”
同时，他又拿起自动步枪，嚷道：“总部回答之前，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伊万，快去！”米歇尔急忙说：“中尉，你注意，推迟行动的责任要由你来负！”这时，米歇尔只有孤注一掷了，要是柏林来电对他不利，他就准备拼死一搏了，但他相信利贝尔肯定会想尽办法挽救他的。
这时在柏林，谍报局值班报务员托斯克正在值班。利贝尔已在机器旁不间断地值了6个小时的班。
托斯克突然听到“旋风”的呼号。他对利贝尔说：“‘旋风南方’出现了，你准备记录。”报务员口授说：“‘旋风南方’请求证实行动有否改变。是否该把指挥权交给新来者?”利贝尔拿起他记录的电报稿走到隔壁房间里，对马尔策上校说：“‘旋风南方’出现了。”马尔策把电报看了两遍。显然，利贝尔篡改了电文。“这是什么意思?”
马尔策感到纳闷儿。
利贝尔开了腔：“上校先生，在我看来事情是清楚的。施瓦茨堡在路上曾跟我说过，他同克里格尔中尉的关系不是很好。因此，克里格尔不同意改变开始行动的时间。他肯定是没有做好准备。”
“噢，原来如此！……记下回报：‘全部权力转小组新指挥官。立即开始行动。报告执行情况。’此外，请问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报告开始行动。”
半小时后，“旋风”又来了一份电报：“‘旋风’已行动。第一份战报将于清晨发出。”利贝尔把电报交给马尔策，同时叫了起来：“这一回才像是施瓦茨堡的风格！”
在柏林作了证实以后，行动小组准备执行任务了。
与此同时，喀尔巴阡山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反情报部门负责人麦尔尼钦科少校得到苏军比斯特罗夫将军的一道命令，要他根据以前的指示，在晚上18点以前消灭“旋风南方”小组，而把小组指挥官杜蒂斯中尉本人带到他那里。
麦尔尼钦科少校把伏兵准备好之后，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在通往前线的一条公路上，有一小队德军俘虏正沿着公路走着。队伍后面走着身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中尉，他旁边是一名手持自动步枪的排长。在他们后面，有一辆蒙着篷布的农村大车。
麦尔尼钦科看见这支队伍后，示意队伍停下来。
他大声嚷道：“队伍指挥官，出列！”
中尉跑步过来敬礼：“我是杜蒂斯中尉！”
“证件呢?”
棕色头发的排长——克里格尔，听了这句问话哆嗦了一下，他也走过来了。“杜蒂斯中尉”从挎包里拿出证件。
少校看完证件，把证件还给中尉。接着走向大车。
中尉要排长带队伍先走。
此时少校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中尉一支香烟。中尉接过了香烟，但是没有点燃，而是放进了口袋。
中尉对少校悄悄地说：
“西南方向，离村庄5公里。报务员在山洞里。而在村里……少校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他没把话讲完，因为他看见克里格尔又向他们走来。
“中尉，也祝你成功。”
米歇尔故意一个人走在队伍的末尾，他拿出少校给他的那支香烟，悄悄地弄开，抽出一张字条：计划在4公里处逮捕这批人。米歇尔把条子放回口袋。
克里格尔在队伍前面急匆匆地走着。从地图上判断，很快就要到隧道了。应当在那里留下第一批破坏分子，把经过隧道的列车炸飞，使交通起码中断10天时间。乘前苏联反情报部门在这个地区进行调查的机会，将响起新的爆炸，横跨德聂斯特河的大桥将被炸断。
在这段时间里，麦尔尼钦科少校，正领着切尔尼科夫少尉和洛巴夫军士来到藏着米科拉·斯克利亚尼和无线电台的那个小村庄。
就在这时，山洞进口附近的矮树丛被分开，出现了米科拉·斯克利亚尼，胸前举着一支自动步枪。
他用发抖的声音问：“是谁?我要开枪了?”
没等他讲完，洛巴诺夫军士两手拿着一块篷布从背后向他扑去。这时少校也穿过矮树丛，给他有力的一击，把他手中的自动步枪击落。切尔尼科夫冲进山洞。
少尉从山洞里搜出一只背囊，里面有一部无线电台。
但是，当麦尔尼钦科少校和他的随行人员走回村里时，却没有找到汽车，他们大吃一惊。在门槛边上，发现他们的司机躺着，已被打死了。
少校问被抓住的德国报务员：“是谁干的?”
斯克利亚尼说是罗金什托克中尉干的，他奉命留在这里负责联络。
这时罗金什托克正开着劫来的汽车去追赶小组，向克里格尔和米歇尔报告，他们已被发现。
他赶上他们以后就从汽车里跳出来。
米歇尔向他走来，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
罗金什托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人出卖了我们！”
米歇尔说：“这不可能！”
这时破坏分子们乱作一团。
米歇尔下了决心。
他冲着罗金什托克嚷了一声“叛徒！”抽出手枪，向他打了一枪。然后命令破坏分子：“不许动！别乱！”
正在这时，他看见从西边的矮树丛里出现了一排手持自动步枪的前苏联士兵，重机枪正对着这批人，这一伙破坏分子全部被俘。
最有胆识的间谍佐尔格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的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竟然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佐尔格从中国回到莫斯科，他的上司别尔津告诉他被派往日本。
佐尔格接受任务以后，像往常一样需要到柏林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还是现成的记者身份最合适，他在中国装扮得满像回事，而且确实赢得了优秀记者的名声。不过，由于佐尔格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这次是以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回到柏林的，好几家报纸和杂志都竞相前来与佐尔格签订合同。佐尔格最后选定的是影响很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四家报刊。为了逃避审查，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使之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经过几年在日本各界的摸爬滚打，他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重新又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但新任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并为此而感到紧张。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几个月过去了，其间他只收到大崎的报告：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故谈判困难重重。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佐尔格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同意了。很快，一封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便发往柏林。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但总的来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尚不知晓。
一件偶然的事帮了佐尔格的忙。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来到东京，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来到东京的。他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并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
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哈克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
佐尔格也喜出望外。接着，与奥特一起，他们3人便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谈到谈判的进展时，哈克一再叮咛佐尔格：“我所讲的可不能外传，更不能见报！”他谈到：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他们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苏联腹背受敌，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这一协议，希特勒不得不给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所谓“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仅仅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还是针对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他们会给协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伦敦。奥特终于如愿以偿，他紧紧地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感谢。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在，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39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与德国使馆第一次正式发生联系，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佐尔格说：“我的第一件事是把来电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过目；然后着手编制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正式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因干这份差事而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在使馆的编制之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佐尔格的每一根神经都震动了。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以相信的。佐尔格尽一切可能搜集情报，并对它细加分析。这时，佐尔格与大使馆的关系充分地派上了用场，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到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2个月内瓦解。”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
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发出电报后佐尔格回到自己的寓所，这时已是东方欲晓了。
在寓所门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他：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急促地对他说：“快发报，快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及其战友们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复电，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军事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什么答复也没得到，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任何答复。佐尔格百思不得其解。
6月1日，5日，10日……日复一日。奥特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拿破仑在俄国进军的路线，同时沾沾自喜地揣摸着他的元首将如何向莫斯科挺进。在苏联西部边境，早已聚集着的德军机械化部队正跃跃欲试……然而，莫斯科中央却始终杳无音信。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以嘶哑的声音口授克劳森立即发出如下的电文：“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了一个无线电报表示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但电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不甚满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佐尔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
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前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可能挽救了整个前苏联的命运。
事实终于证明，他们冒着风险进行的活动是值得的。他们所提供的无比准确和意义重大的情报是谍报史上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
特工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的特工经历是举世无双的，他能够在美国特工部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渗透到美国原子能机密设施内，而这个设施在美国也只有少数高层官员和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及技术专家才知道。
这家军工厂在当时属于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铀和钚的工厂。因此，有关这家工厂的一切信息和资料在美国都属最高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
1938年初，前苏联侦察局开始策划搜集美国核机密的计划。当时，前苏联政府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美国在搞原子弹，但美国人究竟使用什么东西来制造原子弹，在哪里研制和生产，进展如何，以及将来它的威力有多大，苏方对此不甚了解。于是，前苏联向美国派出了一位化名“阿杜尔·阿达姆斯”的特工，专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由于进展不顺，加之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特工涉嫌“与国内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联系”，在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压下被从美国召回国内。为继续搜集核情报，此后苏军情报部门开始物色替代“阿达姆斯”的人选，并为新的人选取化名为“德尔玛”。
“德尔玛”的热门候选人有好几个，最后，德米特里被苏军侦察部门的考官看中。当时是1939年，德米特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某技术学院毕业，并被保送读研究生。同自己的许多同学一样，有一天，德米特里收到了一张通知书。第二天，德米特里作为应征入伍青年来到区兵役局，准备检查身体参加前苏联红军。
在兵役局的考场里，苏军侦察机关的代表接见了德米特里。了解了他的基本情况后，考核军官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家庭，通晓英语，熟谙美国生活。
苏军侦察机关觉得德米特里是个可塑之材，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出色的特工人员。侦察机关的想法与德米特里的个人计划一拍即合。在与侦察机关代表的第一次谈话中，德米特里就表示愿意到这个全新的但又是未知的部门去工作。但德米特里的妻子坚决反对，然而又无法说服他，后来只好同意。
加入美军部队1939年年初，德米特里来到美国，单线执行“德尔玛”计划，并化名为“德尔玛”。他的任务是搜集美国科研实验室研制化学辐射物质的情况。当时，在研制化学武器方面美国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1943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德米特里命运的事件。同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德米特里被要求到美军部队服役。最后他服役的地点不是野战部队，而是科研机构。他因此而松了一口气，这对德米特里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机会。不仅如此，德米特里和苏军侦察机关还获得了意外收获——他被选送进修。这次进修实际上是一个集训班，学员都是当时在美国生产放射性物质企业工作的年轻技术骨干。德米特里所在的集训班里有30多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二战后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其他人则成为美国重要公司的资深分析专家。
1944年8月，德米特里顺利地从集训班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一家秘密单位工作，担任一家生产辐射材料工厂的技术员，他们所生产的这种放射性材料是用于研制原子弹的。
德米特里在后来被称为橡树岭的小城里看到的一切让他大为震惊，里面有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警察、联邦安全局特工和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在工作。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禁区，进出这个城市要经过多道严格的检查。城市当时并没有名称，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只是对外以代号“×××公司”宣称。实际上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事的是研制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元素——铀。
1943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得知，美国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两个城市开办了核研究实验室，但对橡树岭的情况一无所知。德米特里的情报非常重要，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据此掌握了这个被美国人隐蔽多年的原子能城的具体位置。
后来根据德米特里的进一步报告，得知橡树岭生产铀，而生产企业分为3个实验室。德米特里所在的企业大约有1500人。
1945年初，德米特里转到另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主要是完成美国核计划的一项单独研究任务。与此同时，德米特里也获得提升，新的职务使他具有了接触更多资料、掌握更多情报的机会。
在新的实验室里工作的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根据看到的情况，德米特里判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德米特里立即将自己工作的变动及判断向莫斯科总部做了报告。
德米特里的主要贡献就是摸清了美国的原子能设施、结构、核材料生产量、参加的专家人数情况，并与美国其他秘密原子能计划及相关单位保持了联系。美国的实验室对“德尔玛”很信任。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德米特里所在的这家美国实验室举行了庆祝活动，实验室主任对大家说：“你们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之后，这家实验室准备选派专家到日本察看轰炸效果，德米特里也被选中，但后来考察计划因故取消，德米特里未能到日本亲眼看看美国原子弹的威力。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米特里很快就从美军中退役了，他想乘机离开这个城市。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报纸披露说在美国潜伏着一些外国“核间谍”，实验室开始对所有的研究员进行重新审查。
事实正如德米特里所料，后来，美国反间谍机关查清德米特里曾在1933年与自己的父母回到苏联定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返回美国。当德米特里回到美国后一直在重要的秘密部门工作，于是从他离开橡树岭之后，美国间谍部门就开始调查他，1949—1951年他们对所有在橡树岭实验室与德米特里熟悉的人都进行了审查。他们还找到德米特里的父亲原来曾经居住过的城市的邻居进行了谈话。他们试图搞清楚1933年究竟是哪一个德米特里返回苏联定居，而后又是哪一个德米特里到美国的橡树岭秘密实验室工作，两人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
1949年德米特里离开美国。1949年6月，苏军总参谋部第二总局局长扎哈罗夫大将签发了一份涉及德米特里命运的命令和他在军事侦察机关工作的命令——让德米特里在军事侦察机关工作，命令指出：“列兵德米特里，1915年出生，按列兵军衔从武装力量中复员。”
不久，德米特里回到自己的莫斯科母校读研究生，两年后，他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但是，德米特里在毕业分配问题上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没有一所大学的科研机构也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接收他，因为“他的专业太偏了”。
后来他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有些当官的对他的简历不理解：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间，德米特里在前苏联红军服役，最后却是以列兵的军衔退出现役。德米特里知道自己不能对那些谨小慎微的官员说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不能说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能说出自己为什么服役那么长时间竟然在最后退役时没有戴上哪怕是少尉的军衔，而且只得到一枚奖章。
1953年3月，这位好几年没有被分配工作的技术科学副博士忍无可忍，他决定给苏军侦察机关的局长写信说明德米特里的情况，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收到信后立即指示解决德米特里的分配问题，并在1953年3月16日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斯托列托夫写信，说明情况。信是这样写的：“兹证明德米特里在1939年至1949年10年间在苏军服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不便说出其服役性质。如果此事影响到高教部对他的分配，请直接找我们的代表，他将面对面向您解释一切。”
此后，德米特里得到了一份工作。他被分到一所学院当老师，并一直在那里干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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