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冬，华北平原的冷风已经很硬，北平城里的许多机关却连夜亮着灯。新政权刚刚站稳脚跟，许多事要安排：部队整编、干部去向、未来军队制度的设计……那些熟悉的名字往往被反复提起，而在文件和名单的角落里，还有一批将领，人不算“显山露水”，位置却十分要紧。等到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这些人当中，有十位被授予中将，他们的名字，很多人今天并不熟，但在当年的军队架构里，分量都不轻。
1955年，人民解放军共授衔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就当时的编制看，中将多为兵团级、副兵团级或军级干部。人们提起开国中将，往往想到那些在战场上“一仗成名”的兵团司令、名将悍将，却很少注意到那些长期在总政、军兵种部门和要害机关工作的干部。这十位中将，恰恰集中在这些位置上，名气不响，作用不小。
回头看这十位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点：大仗打得不算少，关键岗位也没少待，却总是站在聚光灯之外。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低调”，他们在大众记忆中有些模糊，但在共和国军队的成长史里，却时常处在“要害之处”。
一、总政幕后：握笔的人，同样决定胜负
1955年前后，总政治部的大院里，档案室里成堆的花名册、履历表、鉴定材料摆满了架子。干部评衔、职务安排，许多工作都要从这里走一遍流程。袁子钦，就是这个系统里的关键人物之一。
袁子钦，1905年生于福建上杭。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投身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他是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直接与基层战士打交道。赣南、闽西一带的早期斗争十分艰苦，部队反复转移、扩编、缩编，政治工作能不能跟上，关系到队伍是不是铁板一块。
长征之后，袁子钦逐步走上总政系统的骨干岗位，先后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党务科长、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抗战时期，他在太行山地区负责政治工作，后来又出任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仍旧是在“后方抓根基”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袁子钦的工作重心更加偏向机关。他先担任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政委，随后调入总政治部，历任总政干部部、统计部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最终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当年全军授衔、干部定级、任职安排等重大工作，几乎都绕不开他所在的机关科室。
有老干部回忆，当时有时夜里两三点，总政干部部的灯还亮着。有人打趣说：“袁副主任，你这是给全军算‘帐’呢。”他笑笑，只回一句：“帐算清楚，心里才踏实。”这类对话不算惊心动魄，却很能说明问题。
从名气来说，袁子钦既不是野战军主力兵团的统帅，也没有以某一场大战而广为人知。但不得不说，他主持的干部工作关系全军上下，是典型的“身在幕后却牵一身筋”的人物。1968年2月23日，袁子钦去世，终年63岁，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浸在政治工作和干部管理的事务中。
与袁子钦类似，王宗槐也是总政系统的重要骨干。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载，他早年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先后任第二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长征路上，他与部队一起走过雪山草地，做的仍是思想工作、组织工作。
抗战时期，王宗槐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察冀军区在华北敌后坚持斗争，部队机动频繁，游击、反“扫荡”不断，政治工作强度同样很大，他在组织部的位置，负责的是干部使用、组织建设这类“看不见硝烟”的较量。
解放战争后期，他担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政委。1955年授衔时，王宗槐已是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深度参与开国将帅的评衔工作。排序上，他在中将中属于比较靠前的一批，职务级别也颇高。
晚年时，他又出任昆明军区副政委。1998年10月31日，王宗槐在昆明病逝，享年87岁。相较许多战场名将，他的生平故事并不广为流传，但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总政系统的干部和组织工作里，都留下过他的影子。
二、火线与天空：被忽略的“专业战将”
谈到开国中将，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野战军冲锋在前的军长、师长。但解放军打天下的过程里，一些专业化方向的指挥员，同样承担了非常独特的任务。周彪，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代表。
周彪，1910年生于江西兴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军不久便以作战勇敢、政治坚定著称，在赣西南红军独立第三团任排长，又担任过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政委。他所在的部队被称为“中央模范团”，能在这支部队担任总支部书记，说明他在战斗作风和政治素质上都经得起考验。
长征之后，他继续在部队中带兵打仗。抗战时期，他先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四支队支队长，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多次在华北战场与日伪军周旋。解放战争期间，他仍在重要战区担任要职，是一位典型的野战部队将领。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后他转入空军系统，出任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后来又担任东北军区防空部队政委。那时新中国的防空力量基础薄弱，高射炮兵既要防备现实威胁，又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大批技术兵员，对指挥员的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周彪既有长期野战经验，又善于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恰好适应了这一岗位。
虽然没有指挥那种家喻户晓的大兵团决战，但他在防空力量建设中的作用却不可忽视。1981年3月20日，周彪病逝，终年71岁，他的名字在公开报道中不算高频，却切实参与了从陆军到空军的重要转型。
看第四野战军的序列中，匡裕民的经历颇有代表性。1913年出生于江西永新人，他早年参加万安暴动，之后在红三军团特科队当队长，负责的就是技术兵种和特殊任务。抗战爆发前后，他逐渐转向炮兵领域，从1937年起长期从事炮兵工作，几乎一干就是三十年。
在八路军时期，他任炮兵团参谋长，又到延安炮兵学校担任副校长，为解放战争储备炮兵干部。东北民主联军成立后，他出任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协调大兵团作战中火力的配置和运用。到了第四野战军时期，他是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这支部队集合了炮兵、工兵等兵种，是当时少有的“特种兵纵队”。
解放后，他又担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继续负责全军炮兵建设。从名声上看，他远不如一些四野名将那般知名，但只要涉及炮兵系统的干部，就很难绕开他的名字。1977年4月9日，匡裕民逝世，终年64岁，他用大半生时间盯在火炮和技术兵种上，是“专业战将”的典型代表。
三、从中原到南海：政工干部的新战场
中原战场向来激烈，许多中将都在这里打出名声。方正平的经历，既有中原野战军的血火记忆，也有新中国海军的全新篇章。
方正平，1913年生于湖北应城。早年在红三军团第四师担任特派员，主要从事政治工作。抗战期间，他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任政委，又在豫鄂边区担任地委书记，既要抓地方党的建设，又要协同武装斗争，工作面非常宽。
到了解放战争阶段，他加入中原军区，先后参加中原突围、桐柏等战役。中原突围是在极其艰难的形势下进行的战略转移，既要打出声势，又要保存有生力量，对政治干部是很大的考验。后来，他担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再到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八军任政委，一路随部队南渡黄河，作战足迹遍及豫、鄂、皖、鄂西北地区，直到打到湖北。
有意思的是，建国后他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较大转变。他调入海军系统，担任南海舰队政委。1965年“八六海战”发生在南海海域，是当时一场重要的海上交战，方正平在这段时间负责舰队政治工作，协调指挥系统与战士思想，责任极重。当时有干部回忆，战前会上，他语气并不激昂，只是压低声音说：“该打的仗，一仗都不能躲；该担的责，一点都不能推。”这句话传得并不广，但在舰队内部记忆很深。
后来，他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一直工作到离休。1994年11月5日，方正平在广州去世，终年81岁。从中原野战军到南海舰队，这位政工干部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上都担过重担。
在西北方向，朱辉照的履历同样颇具特色。1912年出生于湖南安化，他在红军湘赣军区时只是连司务长，管的是给养、物资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他逐渐走上政治岗位，先任红八军军部警卫连指导员，之后成为红二军团第四师政委。
抗战爆发后，他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担任政委，活跃于华北敌后。解放战争时期，他进入西北野战军系统，担任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出任西野第三军政委，参加过忻口、陇东、宜川、西府等多次战斗，算得上一员全能型战将。
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朱辉照调任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负责全区干部工作。不久，他又出任民用航空局局长，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民航不仅承担经济交通任务，还肩负多次重大外事活动的飞行保障工作，安全问题一刻不能马虎。朱辉照在这个岗位上，既有军人的谨慎，又有政工干部的严密作风。
1964年4月17日，他因病去世，年仅52岁，算是去得很早。与西北战区那些家喻户晓的野战将领相比，他的声望确实有限，但从战场到民航这一跨越，在当时并不多见。
四、东北、华北与京畿：隐在主战场后的“老将们”
东北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战略方向之一，许多中将都在那里“打出身价”。在这片战场上，刘转连的名字，常常被同时代名将的光芒遮住，却绝对算得上实打实的老将。
刘转连，1911年生于湖南平江。他在红军时期就已是老资格，先后担任红军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连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团长，后来又升任该师师长。长征中，红六军团一路西征，他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突围，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
抗战后期，他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九旅担任参谋长，这支部队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广为人知，但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同样重要。1945年前后，东北局势骤变，他随部队入关东，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副师长、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五九旅旅长。
解放哈尔滨时，他所率部队是主力之一，之后又在临江战役等战斗中担任主要指挥。临江战役对于稳定南满局势、牵制对手力量意义重大，刘转连在战役指挥中承担重要责任。相比钟伟、梁兴初等人，他在战场名声上略逊一筹，但在高级指挥序列中却一直比较稳定。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军校系统，出任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培养大批高级指挥干部。后来，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继续驻守东北。1992年10月28日，刘转连病逝，享年81岁。他这一生，从红六军团一路走到高级步兵学校，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老兵老将”。
在华北战场，王道邦的名字，同样值得单独拎出来说一说。1911年生于湖南湘潭，他早年参加红一军团，曾任第一师第二团总支书记、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长征和西北根据地岁月中，他一直扎在一线部队的政治岗位上。
抗战时期，他以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政委身份活动在华北敌后，这一支队负责多地游击作战，既要打击日伪，又要团结地方力量，任务繁复。解放战争中，他出任华北军区第八纵队政委，参与平津战役前后的多次作战。纵队级政委在当时权责极重，既是政治领导，也是重要决策参与者。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随部队入朝参战，担任志愿军第六十五军军长，参加了开城地区的作战和防御任务。开城保卫战中，这支部队承担艰巨防御任务，王道邦在前线协调部署，作战表现得到肯定，成为这一方向的功臣之一。
回国之后，他担任宁夏军区司令员，负责西北一隅的国防和军队建设。1959年11月12日，王道邦因病去世，终年48岁，算是英年早逝。由于离世较早，他在后来的公开记忆中被提及较少，但其在华北、朝鲜战场上的实际贡献，相当扎实。
围绕京畿一带的安全与防务，北京军区成立后，许多资深政工干部被集中调入。王紫峰就是其中一员。191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他早年参加湘南起义，随后在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大队担任政委，属于较早一批政治骨干。
在红十五军时期，他担任第四十三师一二九团政委。抗战爆发后，他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队，负责政治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骨干。后来，他又在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一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华北敌后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解放战争结束后，王紫峰调入志愿军，出任第六十六军政委，部队入朝作战。战后，他回国担任山西军区司令员，兼具军事与政治责任。随着北京军区的组建和调整，他又被调往京畿地区工作，进入首都防务体系，被视为“京畿战将”。
1994年9月30日，王紫峰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由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公开报道有限，但在军区干部中，他的资历和威望都不低。
在这十位中将里，李寿轩是资历最老的一位之一。1903年出生于湖南平江，他早年的经历颇为丰富：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投身革命，参加平江起义，逐步成为红军干部。
在红军一方面军中，他担任第二十七军参谋长，与宋时轮搭档，是当时战斗经验很丰富的参谋干部之一。之后，他又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第十二大队大队长，参与多次重要战斗。在长期战争中，他既熟悉战术，又熟悉部队建设。
抗战时期，他在太行山地区担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与八路军主力协同作战。解放战争中，他转战东北，担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副司令员。这支部队负责铁路修复、运输保障，对部队机动和后勤供应具有决定性意义。后来，他又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在东北稳固新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李寿轩出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掌管一支至关重要的兵种部队。铁道兵承担铁路建设、战备运输等任务，在国家建设初期，多条重要铁路线的修筑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他从战时的铁道纵队一路干到和平时期的铁道兵，把“铁道”这条线贯穿了一生。
1984年9月22日，李寿轩去世，终年81岁。他不算“名将中的名将”，却是典型的“老资格中坚”，在大量基础性工作中发挥了长久作用。
纵观这十位开国中将，他们有的在总政机关埋头于干部工作，有的在炮兵、防空、民航、铁道兵等专业领域默默承担重任，也有的在华北、东北、中原、南海等不同战场上扮演“关键但不出圈”的角色。很多时候，历史记忆更容易留下那些一锤定音的大战指挥者，而把这些深扎在“要害环节”里的中将放在角落。
不过，只要把他们的时间轴一一摊开，从土地革命、长征，到全面抗战、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就不难看出一个事实：没有这些名气不大的中将在关键环节上的支撑，许多决策未必能执行得那么顺，许多体系未必能搭得那么稳。
如何选择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a股如何杠杆该行预计受益于供应链整合
- 下一篇：网上平台配资20号胶、碳酸锂涨超2%
